1942年蒋介石第一次“倒史迪威”有美国特使支持，为何会功败垂成？
正当罗斯福派往中国的特使居里致力于化解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怨愤时，另外一个事件却为中美关系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危机。
在1942年7月25日的会谈中，居里突然提出指控称，宋子文私自扣留了一份罗斯福发给蒋介石的电报，而这份电报的内容，正是表明美国总统完全支持史迪威本人早先对其职务所作出的阐述。
史迪威和居里都早已经读到马歇尔提前发来的总统电报抄本，然而不久之后却发现蒋介石竟然没有收到原件。居里借着这个机会，尽情把宋子文在跟美国政府打交道时所犯的许多所谓的“错误”一一加以揭露。
1、罗斯福“失踪”电报事件
这个“失踪的电报”的谜团很快就被宋子文揭开。
根据宋氏在次日回电中报告，罗斯福的确在7月16日给过他一份电报，并嘱其转交蒋介石。但是当宋子文看完电报后，认为其内容极不妥当，因此赶忙警告罗斯福说，电报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罗斯福随即接受宋氏建议取消了电报，并嘱咐宋氏另外送一份电报给蒋介石，其内容就是宋子文在7月23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
在宋子文看来，既然罗斯福已经撤回原来电报，那么他自己在7月23日给蒋介石的电报，当然就应该成为今后谈判的新基础。
这个曲折过程显示出马歇尔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军部就是罗斯福原先电报的起草人。电稿完成之后，马歇尔信心十足地认为总统必定会全盘采用，因此他就径行把电稿抄本在7月13日先行发送给了史迪威。
这起事件说明，军部犯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错误。那就是在还没有肯定电稿是否确实已经被总统接纳作为最后定稿之前，就贸然地误导了史迪威和居里，以致他们两人去对宋子文大兴问罪之师。
当史迪威最初看到罗斯福支持他的电报稿本时，他的心情大受鼓舞。当他不久得到的消息是，罗斯福交给了宋子文这一封电报，而宋子文竟敢私自予以扣留时，这个发展更使史迪威感到无比振奋。
正如日记所记：
“这宋子文真是愚蠢至极，难道他真不明白自己会落入法网？理应将他召来，痛斥一番，再逐出门外。想想看，一个身份如此显赫的官员，竟敢擅自扣留罗斯福总统至关重要的花生米信件。难怪我的处境如同身处狼藉的狗窝。花生米或许还在洋洋得意，认为自己的信件令美国方面陷入两难境地。”
史迪威深感欣慰，因为罗斯福的回答既充满尊严，又显得坚定有力，毫无保留地、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他的坚定支持。
理应如此，史迪威迫不及待地敦促居里务必紧紧抓住这一关键证据，对中国人大加诋毁。他更是满怀信心地预言：“届时，我的名誉自会得以昭雪。”
然而，史迪威很快便从马歇尔那里获悉（7月26日），那封电报实际上并未发出。闻此消息，史迪威的反应强烈：“若不果断强硬，我们必将走向崩溃。”
史迪威紧迫地警示马歇尔，一旦美国政府剥夺了他对租借法案的控制权，他将丧失影响中国局势的最有力手段。基于此，他坚决主张美国绝不能有所妥协。
此次罗斯福“隐匿”的电报风波，无疑进一步激化了蒋介石与宋子文对史迪威的愤慨，尤其是当他们得知罗斯福的电报竟系军方所草拟。
这一消息愈发坚定了他们的信念，确信史迪威必定参与了起草过程。事实上，电报稿的措辞并非旨在阐明史迪威职权的模糊地带，而是对蒋介石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们对史迪威及军部的愤怒还有另一个来源，那便是军部在不久后再次推翻了罗斯福与宋子文于7月23日达成的协议。
2、居里的警告
居里未能一击中的宋子文要害，却因军部的疏忽大意，反而沦为笑谈。对此，他自然是懊恼不已。此前在与蒋介石商讨史迪威问题时，他表现出的傲慢态度，以及他对宋子文的不加掩饰的批评，皆源于信息的错误解读。
起初，他主动向蒋介石透露（7月29日）的内部信息，指出罗斯福先前所发电报实为军方起草，且罗斯福本人未曾详加审阅便匆匆签署。居里进一步阐明，鉴于罗斯福总统事务繁重，当其应允宋子文解决史迪威双重身份之纷争时，我国不宜过分期待总统能铭记两国政府先前所签订协议的具体条款。
居里据此预言，罗斯福一旦得知中美两国政府间早已就史迪威问题达成协议，必将重新考虑与宋子文的既定协议。鉴于此，居里向蒋介石力劝，切勿将宋子文的汇报视为罗斯福的最终立场。
在归国前夕，居里从总统那里接到的指示中，涉及史迪威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我们坚决支持史迪威在印度对华人部队进行训练。此举旨在向中国人民阐明，史迪威是两国在军事事务沟通、谈判以及满足援助需求方面的唯一联络桥梁。
二是着重凸显史迪威个人（地位）的重要性，以及他与美国陆军以及英美参谋长联席会之间的联系之关键性。同时，也让中国民众认识到，总统对于干预纯粹军事范畴内的事务持极度谨慎的态度。
然而，在目睹蒋介石对史迪威怨愤之深后，居里果断调整策略，力求保住史迪威在中国的重要职位。基于这一考量，居里在7月26日的会谈中，对蒋介石发出警示，指出召回史迪威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居里向蒋介石发出警告，指出若将史迪威召回美国，必然触怒马歇尔，同时亦可能推迟缅甸战事的再次爆发。他甚至忧虑，史迪威返美后，中美关系的裂痕恐将进一步扩大。此外，他还指出，美国或许难以寻觅到足以胜任史迪威职位的人选。
蒋介石的回应与他一贯的立场相符，即他并未反对史迪威同时承担两项职责，然而史迪威必须将这两项任务明确区分开来。蒋介石曾指出，正如他先前与苏联乃至德国军官的交往那般，他们不仅代表各自国家的军事力量，同时也担纲着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之职。
居里政治洞察力敏锐，迅速捕捉到时机的降临，于7月30日提出了一个折衷的方案。该方案提议，蒋介石可以暂时安排史迪威前往印度停留，以便他能够全神贯注地筹备即将到来的缅甸战役。居里承诺，一旦她返回祖国，将竭力促成史迪威的召回。蒋介石随即对该建议表示赞同。
3、美军“和稀泥”
居里本人亦恪守诺言，在重返华盛顿之际，便迅速采取行动，力促史迪威的召回。然而，尽管在美国空等数周，她却未见罗斯福总统有将史迪威从中国调离的迹象。无奈之下，她决定直接向马歇尔将军建言。
9月14日，居里致信马歇尔。
“即便深知言辞可能显得冗长且略显絮叨，我还是诚挚地恳请您认真考虑更换领导人的事宜。我坚信，现行的配置难以实现既定目标。您曾明确表示，若蒋介石对史迪威的真实满意度不足，您将决定将其调离。即便我已经将您的指示表述得清晰透彻，并擅自预警蒋介石，召回史迪威可能带来的心理创伤，但他依然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史迪威的不满与反感。”
居里毅然决然地选择以更为坦率的言辞，甚至超越了美国总统的直率。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史迪威的困境完全是自找的，因为“根据我大胆的推测，他的心理状态根本无法与蒋介石建立起一种有效且和谐的共事关系。”尽管如此，马歇尔和史汀生两位依旧坚信，他们对史迪威的亏欠颇深。
只要总统不施加直接压力，马歇尔便倾向于将问题延宕处理。鉴于居里与蒋介石之间达成的协议已有效解决了眼前这一棘手难题，便无需采取任何额外的行动。
居里向马歇尔提出更换史迪威的提议，然而马歇尔却直截了当地予以了拒绝。
7月29日，罗斯福对美国政府对史迪威的职位及职责问题给出了权威性说明，明确表示将维持史汀生与宋子文所确立的双重角色。同时，罗斯福也表达了个人的期望，希望蒋介石能够认可这一安排，因为美国政府实在难以寻觅到其他合适人选来分担史迪威的职责。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涉及国防事务的各个方面，以及当史迪威将军以美国代表身份出席任何军事会议时，他的职责仅限于对美国政府负责。而在所有与指挥和参谋工作相关的事宜中，他则需要向最高统帅委员长汇报。鉴于这一安排自史迪威将军抵达中国以来始终有效，我期待它能继续赢得委员长的满意。
鉴于罗斯福的电报内容已完全重新措辞，其中剔除了先前军部文件中的所有粗鲁言辞，故此并未引发任何纠纷。事实上，蒋介石原本就对史迪威担任双重角色持支持态度。
蒋介石与居里达成共识后，一切进展顺利。至8月3日，双方举行第九轮会谈之际，蒋介石终于决定让史迪威出席，这成为史迪威数周来首次获准在蒋介石面前露面，并向其详细汇报缅甸战事的规划。
针对美国就租借法案所提出的正式要求，我国方面的回应直至9月14日方才公布。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先生告知，美国将依据运输条件与生产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承诺竭力加速实现目标。然而，现阶段，美国仅能保证持续加紧在中国及印度构建其空军力量，并且将以“当前进度”持续向中国输送物资。
居里离华不久，蒋介石便将他与居里会谈的详细过程一五一十地向宋子文娓娓道来，甚至包括居里对宋子文个人作风的批评，亦无保留地坦诚相告。蒋介石向宋氏指出，租借法案中的物资归属于美国，故而美国人拥有决定如何使用的绝对权力。他特别关照宋氏，切莫与美国人冗长地诉求援助，而应全力以赴，争取前线所需的500架飞机及每月5000吨的物资补给，以确保中国战争基本需求的满足。蒋介石指令宋子文向美方传达，期望两项目标能在3至6个月内得以实现。同时，蒋介石亦告知美方，在上述目标未达成之际，我国将无力发动对日反击。
滇缅反攻计划
1942年，缅甸战场的初次失利固然严重影响了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合作关系，但这并未动摇蒋介石的核心信念——中国必须发起一场新的缅甸战役，以恢复与西方盟友之间的紧密联系。
事实上，即便第一次缅甸战争尚未画上句点，蒋介石便已开始布局筹划后续的缅甸之战。最鲜明的佐证莫过于他批准了派遣十万精锐士兵赴印度接受训练的决策。自五月中旬起，宋子文便不断催促蒋介石，亟需迅速制定收复缅甸仰光的战略，并期望能在1942年年底前付诸实施。宋子文提出更深层次的见解，主张蒋介石应积极敦促罗斯福与丘吉尔两位首脑，责令史迪威与卫佛尔尽快拿出第二次缅甸战役的具体作战计划。换言之，在史迪威尚在缅甸荒野中艰难求生、试图逃往印度的同时，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着手策划如何恢复对缅甸的控制。
无疑，史迪威也渴望发起第二次缅甸战役。实际上，第一次战役的挫败，或许已在他的内心深处催生出了强烈地再次开战的个人意愿。
1942年7月10日，史迪威精心制订了一份计划书，随后于7月19日将其呈递给了蒋介石。
史迪威计划涵盖三点。
（1）它寄望于美国军方能够作出承诺，即在战争爆发后的六个月内，每月向仰光运送三万吨物资，以此稳定局势，确保训练和装备中国军队的物资能够持续不断且日益充足。
（2）为实现此战略目标，英国需部署强大海军力量以控制孟加拉湾，并从仰光登陆，向缅甸南部发起攻势。与此同时，驻印度的英军亦应从西部进军，协同向曼德勒发起进攻。
（3）我国派出20个师的精锐部队，自缅甸东部发起对曼德勒的攻势。该计划亦明确要求英美两国提供强有力的空中支援。
简而言之，史迪威的作战构想旨在东、西、南三面同时发起攻势，实现海陆空军的紧密协作，以夺回仰光并截断日军的补给线。该计划还明确要求英国在仰光被收复前，先占领安达曼群岛。
在蒋介石与居里就缅甸战事的原则性协议达成后，他终于同意让史迪威出席8月3日的会议，并详细汇报战争计划。会议期间，史迪威立誓必将缅甸收复，而蒋介石亦重申，这乃同盟国唯一洗刷战败之辱的契机。随着会议的落幕，双方的合作精神似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相较于中国的积极态度，美国在缅甸问题上显得较为冷淡。这背后的原因在于，缅甸在美国的全球化整体战略中占据的地位相对较低。因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直至8月25日才首次对此议题展开讨论。
若英美两国能够紧密协作，缅甸的交通线将易于打通。而李海将军个人的观点则明确表示，英美两国均应竭尽全力支持中国继续抗战，因为这无疑符合两国的利益。其他参谋长或是言辞更为简略，或是干脆沉默不语，他们的被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美国军方此刻尚无法确切预知，美国及其盟友英国在第二次缅甸战役中究竟会作出何种具体承诺。
9月1日，马歇尔告知史迪威。
“我疑惑英国人此刻能否在印度集结起充足的军队。在你提供的消息中，可靠性远胜于我所掌握的。”
再言：“考虑到目前海上运输的状况，美国所能派遣的，唯有空军力量，至于陆军，看来则几无可能成行。”正因如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直至九月中旬，方才初步展开对第二次缅甸战役的战略思考。
果然不出所料，英国人自有他们的考量。在9月18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于英美参谋首长联席会上提出将缅甸问题纳入议程之际，英国驻华盛顿军事代表团团长迪尔元帅立刻明确表示，英国东南亚战区司令卫佛尔将军正着手制定个人针对缅甸的战略，其目标明确，旨在1942年底或1943年初，夺取仰光西部的阿恰布港。迪尔元帅还郑重提醒美方，切勿将卫佛尔的计划泄露给中国方面。
他再次重申，这场计划中的第二次缅甸战役与美国规划的太平洋战事紧密相连，旨在有效分散日军的军力。换言之，即便英美参谋人员尚未着手制定第二次缅甸作战计划，迪尔元帅亦已明确指出，下一次针对缅甸的军事行动，其时机选择必须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部署紧密协调，对此，他几乎未曾提及中国迫切需要通过缅甸运送更多物资以支援国内的需求。
5、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改善
英美两国军事高层对第二次缅甸作战计划的这种漠然与迟缓态度，无疑让史迪威深感挫败与失望。
史迪威怒气冲冲地向马歇尔倾诉，根据他的观察：
英国人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评估中东和日本对印度的潜在威胁上，对于缅甸的局势，他们的关注实则有限。卫佛尔对缅甸的攻势仅作泛泛之论，缺乏明确的部队部署和具体时间表。英国人对于从海上进攻仰光的方案并不热心，即便这被视为最有效的途径。卫佛尔也不愿参与联合行动以夺回缅甸。事实显而易见，截至目前，唯有中国政府承诺提供21个师的兵力参与所谓的联合作战，而史迪威也确认蒋介石的承诺是出自真心实意。
美国军方对于第二次缅甸战役的漫不经心，很快也触发了居里的警觉之心。
当他洞察到军部拟定的收复缅甸的作战方案，竟似乎全然依赖英国及中国的地面部队，以及美国空军的支援，便急忙致信马歇尔（日期：9月23日），如此表述：“委员长与史迪威将军均坚信，唯有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方能真正激发英国人的斗志。”
居里还深刻感受到，军部甚至未曾拟定一份以物资支援中国远征军的详细计划。他们只是简略地告知中国政府，中国军队将从目前囤积于印度的租借法案物资中获取所需装备，却对具体的数量承诺含糊其辞。
史迪威起初自信满满，试图将蒋介石、美国军部以及英国方面纳入同一作战蓝图，然而，他未曾料到的是，华盛顿的上司们竟给他浇了一盆冷水，这出其不意的转折让他颇感意外。
居里亦承受着同样的压力，她毅然决然地付出努力，力图阻止第二次缅甸战争的计划遭受挫折。尽管他心知肚明，史迪威的初衷是通过派遣美国陆军参战来激励英国加入战斗，然而此刻他不得不调整策略，转而向马歇尔提议，优先集中精力推动中国加入战争以及美国空军参战的事宜。至于“美国部队的最后部署”这一问题，则留待日后再行讨论。
换言之，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居里为马歇尔策划了一项巧妙的策略，该策略旨在转移中国人的注意力，避免将中国参战与英美两国的参战承诺紧密挂钩。
此刻，史迪威对于第二次缅甸战役的规划亦日渐清晰。
截至1942年10月初，英美两国尚未形成具体的作战方案。尽管史迪威热切期望能依照他与蒋介石所确立的共同方针行事，然而英国方面却期望史迪威将美国空军第十大队的指挥权（不包括援助中国的部分）转交予英国人，以便执行他们独立的作战策略。
英国方面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即缅甸战场的所有作战部队均应接受英国人的指挥，同时英国人应拥有决定权，全权裁定是否邀请中国军队介入缅甸战争。
显而易见，该计划迅速引发了美国参谋人员的不安。
原因是：
（1）他们忧虑英国人的战略安排可能干扰美国意图通过缅甸走廊增援中国物资的企图；（2）他们主张至少应让中国军队承担缅甸战场的部分作战任务，并且至少应向中国政府透露英国计划的一鳞半爪；（3）他们担忧，若美国将空军第十大队的部分飞机从中国撤走，转而交由英国用于其缅甸战场，恐将招致蒋介石的强烈反对。
因此，美国军方下令史迪威就近与卫佛尔商讨，以解决这些存在的分歧。
历经一番艰苦的协商，直至11月3日，史迪威才得以向蒋介石宣布，他与卫佛尔达已达成一致。该共识的核心在于：战争须推迟至1943年3月1日才正式打响；英国、缅甸和印度将共派7个师参战，而中国将派遣驻云南及印度境内的两支部队共同投入战斗。尽管海军在孟加拉湾的作战行动仍需等待英国的最终决策，但史迪威向蒋介石保证，英国在印度洋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因此对海上的攻势行动势在必行。
尽管英美军方关于此次“共识”的达成，比蒋介石与史迪威提出第二次缅甸战争计划晚了约四个月，且实际执行日期还需再推迟四个月，但蒋介石对于英美最终同意介入缅甸战争，仍表达了热烈的欢迎。更为史迪威所料之外，蒋介石主动提议协助史迪威推进工作，甚至愿意授予史迪威对中国在印度及云南驻军的全面指挥权。
（正文完）